《生活》月刊                                                  2011年2月号

寄往彼岸

亲爱的爸爸、妈妈：

好久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你们都好吗？

记得最后一次给爸爸写信应该是1990年12月初我住在纽约的时候。有一天我冒着漫天的鹅毛大雪漫步在圣诞气氛袭人的第五大道上，突然间被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笼罩着，我急欲即刻飞回合肥，当着爸爸的面亲口说“我爱您，爸爸，我从心底爱您”！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当面对您说过这句话，现在我莫名地预感到我若再不说就没有多少机会了。我多么盼望着能在合肥的家里或请您到东京的小酒馆里，给您斟着您最爱喝的花雕酒和清酒，像兄弟般地搂着您的肩膀和您谈心，问您的寒暖，问您的心事……

那年，我在最后给您的信中和您约定，一定在妈妈生日（圣诞节）前赶回合肥的家。可是因为和纽约出版社出版的合同谈得不顺，结果不仅圣诞节没能回家，连春节也是在纽约过的。春节后不久我就急匆匆地赶回东京，到了东京我就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我马上就回国。可是令我至今也不解的是，您听到是我的电话后，不等我说完就急急地说：“城儿，你等一下，我让妈妈来听电话”。为什么您不和我说话呢？我当时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您在强忍着一种情绪。（您是否当时就知道我们不会再相见了吗？）

没想到第三天就得到您突患脑溢血倒下的消息。

我无言了。我知道这是上苍故意对我的惩罚。他不让我过于简单地得到原谅，他要我慢慢地忍受着忏悔的痛苦。

爸爸，我知道您和爷爷奶奶一样，延续着老家祖宗的传统，从心里偏爱我这个汪家的长子。可妈妈却是个从小就受着西方的教育，反礼教，反封建，追求女性解放，18岁就离家走向社会，投入到追求新思想的革命洪流中的新女性。这样一个以妇女解放为出发点开始人生道路的妈妈，怎么会容许自己的家里有封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这就是妈妈和爷爷奶奶不断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一旦我和姐姐弟妹们发生冲突时妈妈总是站在我的“对立阵营”中作为他们的强大后盾的原因。我说得对吗，妈妈？由于妈妈持这种态度，虽然在家里看来好像一贯“懦弱”的爸爸您是不会站到妈妈的对立面上去袒护我，但是您还是在心里偏爱着我的，我感觉得很清楚。

可奇怪的是，长大以后，对妈妈，我的笑容像开了花一样，而对您却经常是冷若冰霜，处处和您顶撞，甚至还 “教训”您。这是无礼？无知？狂妄？愚昧？还是任性？尽管如此，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的疼爱。一听说我要回家，您早几天就开始默默地编排着菜谱，以您那罕见的厨艺和浓浓的父爱来迎接您的儿子；我刚到东京不久就生病了，虽然我一直瞒着你们，但消息传到您的耳中后，您着急、焦虑，除了四方求药外，还千方百计托人买到新生婴儿的胎盘，自己用瓦片一点一点地烘烤，然后研磨成粉，又一颗一颗地装进胶囊寄到东京……。我无法遍数您对我的疼爱，太多了，太深了，但我这个忘恩负义的逆子只知沉溺在这个爱的海洋中肆意地享用它，毫不珍惜地耗费它，却迟迟想不到去回报您。直到在您要离开我们的前半年我才突然恍悟到再不回报就晚了。没想到这种“恍悟”却是上苍对我的惩罚：让我恍悟了，却不给我回报的机会，以致我于无止境的忏悔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我毫无怨言，我甘受惩罚。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成天不是在外面作报告，开会，就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招待着很多“重要人物”。可您总是很忙，在家里很难看到您的身影。有一次您带着我出去和朋友们吃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家临长江而立的饭店，透过阁楼栏杆眺望月色下的江面，那美啊，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有一年您主持一个什么大会的筹备工作，您也带我去了。那大会的会场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简直就像人民大会堂一般宏伟气势排场。以后当我考入了大学重新回到芜湖，再去“瞻仰”那个会场时，竟令我失望不已：那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两层楼的工人俱乐部而已。

我从小就喜欢听你们叙说你们年轻时的故事，我几乎就是在听着你们对过去的回忆中成长起来的，好像你们一生中最精华的部分都浓缩在三四十年代了。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理想和热血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真正的社会精英们都是为着理想而活着，为了理想而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才华。对那个你们一直向我描述，早已逝去了的时代的憧憬，深深地影响了我整个的人生。你们说的那些故事比小说中或电影里的都精彩万分。譬如说，1932年，爸爸和周文叔叔在飞行集会时，打扮得像两个“小开”似的，提着一个新买的皮鞋盒（其实里面装的都是您连夜刻出来的传单），如何甩开特务们的跟踪，如何爬到南京路“先施公司”的顶楼上，如何一个人把风，另一个人把传单撒向南京路上的群众堆里。像这样紧张惊险的精彩故事，在你们那个年代的生活里何止几百上千，那就是你们每天的生活。你们当时活得真潇洒，那种活法才叫个精彩呀！吸引着你们，驱使着你们的是“真理，正义，理想，真善美”。这些都作为遗传基因留给我了，使我有了一种对真善美极为敏感的气质，嫉恶如仇，嫉庸俗如仇，成了一个始终摆脱不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理想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真善美”的世界，可现实中却充满了“假丑恶”。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只崇拜金钱，精神萎缩，找不到理想，令我窒息，痛苦不堪，但是我为我继承了你们的理想主义而感到自豪，爸爸妈妈，我很感谢你们。

爸爸的多才多艺是我从小景仰的，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也是受您的影响，您淡淡的几笔就勾画出一幅惟妙惟肖的人物头像，让我惊叹不已，那个头像至今还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您在十八九岁就在安徽大学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除了编辑报纸外还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在安庆和张天翼，叶以群，周文和刘丹等文化人筹组了左联安徽分盟。1932年您到了上海正式加入左联，任“左联”东北（沪东、闸北）区委，先后负责组织、宣传工作时，区委机关杂志《文艺》的编辑及封面设计、插图绘制工作就是您担任的。1933年秋，您的公开职业是在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和设计，那时您的美术才华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您负责全部文学书籍的美术装帧和广告设计工作，您的作品深受当时先进的日本左翼出版物美术装帧的影响，受到国内进步文化界的欢迎，您把日本和欧美的书籍装帧特色揉合起来，形成了人们通称的“良友式”的风格。您负责了《苏联大观》、《布罗斯基》、《列宁回忆录》、《母亲》及良友多种书籍的美术装帧。您先后设计了《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篇创作新集》等作品的封面和广告，为传播左翼和进步文学、冲破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做出了贡献。您还和赵家璧合编了大型史料画册《中国现象》（九一八以后之中国），编纂出版了《高尔基作品选》并作序文《M·高尔基走过的道路》。这期间您又加入了进步美术团体“野风画会”。

1935年夏春，您应李公朴、柳湜、艾思奇等之邀，共同筹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当今三联书店前身之一），大家力举您担任经理兼业务部主任。同年底，您又奉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之命，把真名汪崙化名为王亦民，与另外四个人一起，辗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作为首批上海文化人被派送去陕北保安从事革命工作。到了保安，毛泽东就去你们的窑洞看你们，和你们聊天，问你们想干什么。不久您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文化教员，您的学生都是那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您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许世友和陈再道等，他们在下课后还挤在您的窑洞里缠着您，要您给他们讲述上海滩的故事，他们也给您讲述战场上的趣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党中央为悼念鲁迅先生，在中央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继毛泽东讲话后您作了发言,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在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的同时您还兼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毛泽东经常来找朱德，您就和他们一起吃饭。此外，1936年11月您还和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人筹组了『中国文艺协会』，您被选为干事会干事，担任联络部长。1937年您因病回沪，整理了在延安积累的资料，撰写了一些通讯稿，其中《伟大的天才政治家、军事家》一稿，内容就是毛泽东印象记,因为您在朱德身边工作时几乎每天都和毛泽东共餐,有不少第一手资料；您还为报刊撰写时事小品，内容大部分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至八一三期间撰写《军队中的政治生活》，介绍红军的政治工作,由上海生活书店列入“抗战丛书”出版，据说这本书至今还被列为国防大学的教材。1937年至1939年您担任西安《秦风日报》总编辑兼《救亡周刊》编辑，在延安应塔斯社远东分社邀聘，任延安特约通讯员，文章相继发表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还筹办了边区通讯社，出版《边区通讯》刊物。1938年，您回上海把妈妈接来延安，又与徐冰、向仲华共同发起筹组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您担任驻会常务理事。您所参与的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刻印在中国现代史中了。我为您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您干哪行精通那行，最叫我吃惊的就是1958年大办钢铁时，时任安徽省民建和工商联副秘书长的您被抽调到统战系统钢铁厂担负厂长的工作，一个从来也没有学过理工科，从来也没有接触过冶金工业的您，竟然通过自学画出一张张完全专业的高炉结构蓝图，并且还改进了传统的高炉结构，做出了多项革新。60年代初，天灾人祸，没有饭吃。您就把机关办公室改造为小球藻养殖场，您身穿白大褂，成天在试管和瓶瓶罐罐中转悠，活脱脱地一个生物科学家！您真是才华横溢呀。

可是您的才华都全部贡献给解放中国的革命大业了，您真是“共产党指向哪里，就打到那里”，您甘愿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了。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过“成名成家”吗？也许您把这个梦想也奉献给革命了。您不管在哪一行坚持下来，把您的才华集中到一点，您都会成为一名大家的。也许那样您对人类的贡献会更大些。正是痛感到你们的才华没有更好地发挥出来，我才决心此生只做一件我最想做的事，而且要把它做好。即使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的人生都是你们给造出来的。

妈妈是一个天下最慈祥最有知性的母亲。记得我小时候每当家里客厅高朋满座时，我就悄悄地坐在妈妈身边的小“毛毛凳”上，静静地听着大人们的讲话。记得有一次“老妈子”提着一把硕大的铜壶给客人们上茶的时候，我一脚绊在铜壶嘴上，把脚踝给烫了一个茶杯口大的伤口。为此每天下午妈妈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给我换药，累了您整整一个冬天。比我大两岁的小姐姐喜欢和邻居的小孩们“疯”，成天不着家，每当吃饭，都要到左邻右舍去叫个遍。相比之下都说我很乖，成天牵着妈妈的衣角，从花园走到客厅，从客厅走到厨房，片刻也不脱手。当我刚刚认得几个字的时候您就让我们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古里娅的道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大部头小说和普希金的诗歌。您还把客厅里的古磁罐当作地球，把小茶壶当成月亮，给我们演示着天体运行的规律。

您出身于官僚大家，从小养尊处优，从没有吃过苦。18岁，您从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上海启明女校毕业后，就和您的表哥袁殊离家出走，置一己的私利甚至生命都全然不顾，满腔热血扑向真理的探求之路。1932年您和丁玲等人发起成立左联“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后，为了发动工厂的女工们，您亲自到安迪生灯泡厂去当女工，在工厂里组织夜校补习班，为女工们提高文化水平。在您的一生中您总是站在老百姓和“弱者”一边，您的口头禅就是“平凡有什么不好？”，“做一个凡人有什么不好？”。1952年你们到北京去，你们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们不是新中国的当政者就是文艺界大名人，他们都对你们说：“小汪，曼尼，你们待在安徽干什么？到北京来呀”。你们却认为“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理想，又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大概就是您这种“做一个凡人有什么不好？”的价值观，使你们拒绝了所有的邀请，执意留在了安徽。

你们完全是为了你们自己的信仰而为共产主义贡献终生，你们丝毫也没有升官发财的念头，我从心底钦佩你们。你们对结帮拉伙营私深恶痛绝，你们厌恶靠亲朋好友的关系去谋官职谋私利，所以你们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留在地方，兢兢业业地完成着地方政府分配给你们的工作。不论是你们当年在上海滩的亭子间里也好，或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也好，那些曾经与你们成天工作、战斗和生活在一起的，情同手足、不分你我的战友和朋友们在全国解放后哪个不是中国的大名人呢？可是因为你们不去求人“走关系”，妈妈竟被分配到合肥市一个偏远的小学当教师。您不仅毫无怨言，却真心诚意地把这个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使命，全心全灵地做好它。您每天长途跋涉去学校，夜以继日地批改着小学生们的作业，呕心沥血地培育着一株株幼苗。又有谁会想到您的亲哥哥，正是当时新中国主管教育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董纯才呢？您从来不想“沾光”，从来不想走这个“关系”，所以您连小学教师这个职位也保不住，被排挤到一个小小的酿造厂去当会计工。

您依然没有怨言，依然把酿造厂的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使命来对待。在那个天灾人祸的年代，您每天挤着公共汽车去上班，勤勤恳恳，尽职尽业；下班时还要拖着疲乏的身子，背着扛着大包小袋的胡萝卜缨来喂养一家八九口老小。谁又会想到这个普通的会计工当年竟是出身于国会议长的官僚大家，是一个连手绢也不会自己洗的大小姐，是一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文化界叱咤风云的知识女性，一个在延安创办群众艺术馆，在重庆和皖南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战士？您与世无争，工作任劳任怨，对人和善，从未犯过任何“政治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您交口称赞，连日本人也为您慈祥而典雅的气质所折服，您成了我们全家的骄傲。可是只因为您不走“关系”，“不入流”，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不愿低头求人，最后连这个小小会计工的工作也保不住，1965年您被迫退职了。这下您有怨言了，您18岁离家走向社会，就是为了争取女性解放，倡导女性自食其力；可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自己自食其力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可是您从来不说，只是每天洒泪喝闷酒解愁。那是十几年的灰暗日子啊，每天为您买酒成了我和小姐姐的差事，忍受您酒后的发泄，成了我们全家的愁云暗雾。一直到70年代后期，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知道自己当年亲密的战友在安徽竟遭如此待遇，也忍不住了，一封信写给当时新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顾卓新同志，您才被安排到省文史馆工作。

虽然你们从20岁起就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但是你们始终没有参加共产党。这是多年来使我纳闷不解的疑问。你们始终如一信仰共产主义，相信中国共产党，并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事业，甚至还担任过很多重要工作。譬如爸爸除了在延安担任过那么多重要工作外，日本鬼子投降时，又被新四军七师任命为芜湖市办事处负责人，全面负责日本鬼子的受降和接管芜湖市的工作。但是您却一直没有入党。记得您曾说过，在红军大学时校长林彪和叶剑英等曾很关心您的入党问题，您当时真诚地认为您还不具备条件，而婉言谢绝了。那以后呢？你们从没有放弃过你们的信仰，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入党问题？

我后悔我以前没有好好和你们谈谈心，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甚至连任何艺术家协会也没有参加过。关于这一点我从没有分析过是什么样的心理使然，我只知道我生平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我精神上的自由，我忍受不了上面有个老板或上司在指使我该做什么，我也忍受不了扎在人堆里那没完没了的是非和相互磨耗，我只希望我能按照我的价值观集中精力去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1981年我刚到东京时，有一家大报业集团对我非常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照顾。日本的几大报业集团各自都是一个很大的山头，如果你能依附在某个山头之下，你会得到很多帮助和照顾，事业的发展会快很多，但是你也必须为此受到很多牵制。所以我虽然对他们非常感激，却直觉本能地和他们保持了距离。“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我可以得到的是很多帮助，要付出的代价却是我无法付出的“自由”。对我来说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荣誉吸引人，金钱亦需要，若为自由故，统统皆可抛”。你们是不是也是为了以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为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来做出终身奉献的呢？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你们带着全家去赭山公园去玩，全家大小兴高采烈准备了半天终于上路了，骑在年轻的潘叔叔脖子上的我却老大的不高兴，一路上闹别扭闹个不停。爸爸终于忍不住发火了，让潘叔叔把我送回家。我那委屈劲呀，无论留在家里的爷爷奶奶怎么劝我，我仍然开足了音量，悲天恸地，号啕大哭，哭累了就睡，醒来再哭，足足嚎哭了半整天。我对往事的记忆力很差，唯独儿时的这个片段一直深深地刻在记忆里抹消不掉。时至今日，我才突然发现我的孤独的秉性早已在儿时就扎下根了。从那以后我对什么全家人呀，全班同学呀，大家一伙儿出去玩的兴头，压根儿就没有过。能逃则逃，逃不掉就当作任务或工作去应付，快乐没多少，感到的就是累。

爸爸妈妈，你们和姐姐弟妹们肯定认为我很喜欢社交，大凡家里任何涉外的事都“理所当然”地交给我做。其实我那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我要做事情，我要在有生之年做出一番对得起我自己的事情来，所以我要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又因为我对这个大千世界很好奇，对组成这个世界的各色人等很好奇，我贪婪地观察他们，我拼命从他们身上汲取着各种吸引我的知识和经验，我抱着极大的热情在他们之中寻找着我的同类，不分三教九流。可等人生的路走了相当一段后，我突然对社交兴趣索然，孤独的本性一下子整个儿统治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儿时的那段嚎哭还是很有含义的，那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悲哀的绝望，对身处这个世界的我是一种委屈和自怜。你们还记得吗？从70年代初开始，几乎每年吃年夜饭时，全家大小都在热热闹闹欢天喜地时，我却一个人躲在卧室里泪流满面地听“梁祝”，你们肯定认为我在想念去了美国的女朋友，其实并不全然如此，那是一年一次直面孤独灵魂时的哀嚎。

虽然我的人生极为孤独、坎坷和艰辛，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挣扎，但是我和你们一样，一直走在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我没有苟活，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在做着我最想做的事。我感谢你们给了我真诚、善良和一颗爱美的心，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告慰你们的在天之灵，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培育和教导，是你们的好儿子。

今天正好是妈妈100岁诞辰，我代表延姐、鸠姐、寿弟和七妹的全家衷心祝愿您生日快乐！遥祝爸爸妈妈在天国天天快乐！